2008年11月7日下午，“展望事业，探讨人生”系列讲座第十八讲在北大生物楼101邓佑才报告厅开讲，吴仲义教授做了题为“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Genomic Studies”的演讲。在致辞时饶经理风趣的称吴仲义教授是一位真正的“智识分子”（intellectual）,而吴教授成为北京基因所所长也极大地增厚了该院的“智识”气氛。
      吴仲义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美国芝加哥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系主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仲义教授长期从事生物学、遗传学、群体遗传学、进化基因组学和物种形成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围绕"物种形成"和"自然选择"这两个生物学领域中的重要基础科学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研究工作。同时吴仲义教授在自私遗传因子、分子钟、X染色体退化、进化基因组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吴仲义教授的文章发表于Nature, Science,Cell,Nature Review Genetics和PNAS等国际刊物上，并有2300多次的引用率，已成为国际上在此领域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
       在讲座的开始，吴仲义教授首先就科学的美感（aesthetics）与实用性（pragmatism）展开讨论，他引用爱因斯坦的一段话来阐释对待科学的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为好胜心而从事科学，因自己比较聪明希望在别人面前展示自我；第二种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从事科学，即古人所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去除第一和第二种人，剩下的单纯追求科学之美的人就寥寥无几了。随后，吴教授又借用著名数学家哈迪的自传《一个数学家的忏悔书》的开篇“我没有做过任何有用的事……”（I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useful）和欧几里德的小故事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科学到底是什么？美和实用哪个更重要呢？
       就上面的引言，吴仲义教授展开了讲座的第一个主题：科学的美（elegant）与用处（useful）。在这部分中，吴教授提出了四中不同的观点并一一加以阐释，同时给出了具有启发与引导性的结论。首先，他以模式生物为例解释了“科学很难同时做到好和有用”，他认为用模式生物做出的科学研究的确很完美，但是就模式生物本身的价值而言却不一定有用，然而，对科学家来讲，只要把科学做好，至于它是否有用只能由后人评说。然后，吴教授又以苏联农业的例子证明了第二种观点：只有好的科学才有用。随后，他就“很多好的科学可能没用”的论点做了说明，他指出，DNA和染色体都曾经被认为是对生命科学没用的，很多情况下投资巨大的项目最终的收益可能仅仅为 1%甚至更少，但是这仅仅是对个体而言的，对整个社会，这种投入最终带来的会是更高的回报。最后，吴仲义教授用发育生物学与遗传学的关系为例，说明了“我们不知道什么科学有用，但是可以知道什么科学是好的”的观点。在这一主题的末尾，吴教授把科学家比做顽皮的孩子，把科学比做玩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社会为了真理和美感支持科学的发展，是为了保持聪明人忙碌。
       接着，吴教授展开了第二个主题的讲解：让科学家集中做好的科学。吴教授认为，科学的需要肥沃的土壤才能成长，因此，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可以使科学家们专心交流、讨论、思考科学的环境，唯有如此，才能产生好的科学，才能诞生真正的科学。就此问题，吴教授诚挚地指出“中国的科学家太忙”的现状，呼吁创造一个真正为浓郁科学氛围所笼罩的环境。
       在对一二两个主题的总结中，吴教授再次引用《一个数学家的忏悔书》中哈迪在结尾写到的话“但是，我为知识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并且留下了一些值得记忆的东西”（but I have added to knowledge and have left some kind of memorial behind）来告诉我们科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并再次强调，科学家不必强调科学的作用，只需做出好的科学。
       之后，吴教授介绍了有关基因组测序及基因组学计划的问题，他认为未来几年发展的大趋势是大规模测序，这得益于技术对科学的促进作用。同时，他指出，测序成为真正的科学始于07年，而这一变化的关键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应用。在例举基因组计划时，吴教授用生动风趣的语言和很多有意思的实验简要介绍了肿瘤基因组学、生态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的研究范围进程等。当提到做实验和科研项目时，吴教授强调了对结果预测的重要性，只有在试验前预测一下“如果上帝垂青我，我可能会做出什么结果”，才能在真正结果出来后知道哪里有偏差，需要往哪里走。
       在讲座结束后，吴仲义教授又详尽地回答了同学提出的问题。就这样，一个半小时的讲座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吴教授也用他那独特而幽默的语言和睿智而极具洞察力的思维使我们对科学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进一步的思考。
 
（ 矫骏逸  整理）